▲2018年重阳节,扶贫干部张忠富到金河村看望九旬老人。

陈家云摄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袁汝婷、高文成

在公布群众认可度之前,谭本仲心里有点儿“打鼓”。几个月后回想,他说自己当时“很自信,也有点担心”。

在全县大会上,这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委书记,曾一次次掷地有声地给干部鼓劲、加油、敲警钟。“如果不能如期脱贫摘帽,我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,无法向石门68万父老乡亲交代!”

湖南石门县,湘鄂边陲,武陵山脉东北端,因地势险海拔高,被称为“屋脊县”。1986年,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贫困县；2011年,被纳入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。

2014年,这里有122个贫困村,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24户、82300人,贫困发生率14.4%。在2018年的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检查评估中,贫困发生率减至0.9%,群众认可度高达96.48%。

“石门做得比说得好!”考核评估组专家给出评语。这让谭本仲,也让石门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百感交集。听到“摘帽”消息的当晚,扶贫办一名干部赶回家看望父母,老父亲递来土酒苞谷烧,49岁的汉子连干三大碗,扑在桌上放声大哭。

脱贫攻坚,事非经过不知难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识贫是第一场硬仗,扶志是冲锋号,产业是造血,监管是保障“粮草”,而扎根在这座大山里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,则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。

在石门刚刚摘下穷帽的这个秋天,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蹲点在大山深处,见证和记录,为这场艰苦卓绝的胜利,留下注脚与缩影。

寻娃记:“一个都不能少”

2017年年末,石门县教育局对全县建档立卡家庭子女进行了一轮摸排,在一万多个孩子中,有一个叫小唯(化名)的孩子“消失”了。

根据户籍信息,今年11岁的小唯应住磨市镇坪塔村。可负责该村生源的九伙坪完全小学教导主任杨六华在学校花名册、坪塔村名册上,怎么也找不到她。

小唯的父亲说,2009年,孩子被母亲带走了,可能回了孩子母亲的出生地——河南信阳市某村。自那之后,双方再无联系。

“只要户籍在我们这儿,这就是石门娃娃。脱贫攻坚,一个都不能少。”石门县教育局局长廖琪宁当即决定,派教育股干部盛孝华和杨六华一起寻找小唯。

第一步,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网输入小唯的姓名、身份证号,在石门县域内没找到,又请求省教育厅、教育部查询,仍然找不到。

第二步,尝试在学籍网上用小唯的年龄、性别等信息注册,试图用注册系统的“查重提示”功能找到孩子可能的下落,希望再次落空。

盛孝华和杨六华依然不甘心,又从网上找到河南省某镇政府电话,辗转联络上该村村支书。

村支书透露,村里确实有个妇女,几年前带了一个和小唯年龄相仿的女孩回来,如今已经更名改嫁,孩子也改了名。说到这里,他开始顾虑重重,不愿继续透露。

“我们给村支书打了几十个电话。后来他烦了,索性不接,我们就换个号码继续打。”经不住软磨硬泡,村支书最终说出了孩子和母亲的新名字。

随后,盛孝华联络当地教育局,希望通过查找孩子学籍,确认孩子的身份信息,确保孩子正在上学。为此,石门县教育局、常德市教育局先后三次发去公函请求协助。

三次发出公函,100多个电话,耗时一个多月,终于找到了更名后的小唯。“我们当时想,如果他们不愿协助,我们立马动身去河南。”千方百计,也不能漏掉一个孩子——仅2018年春季,石门县寻找到2894名“石门户籍+外县学籍”和234名“外县户籍+石门学籍”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,发放补助资金110多万元。

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,石门县的党员干部们,要在397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、68万老百姓中间,精准找到每一个需要帮扶的贫困户。

谭本仲形容这是“进村过梳子,入户过篦子”,他甚至用石门土话编了一套“十看法”——

“一看房,二看粮,三看读书郎,四看家中有没有人进病房,五看家里劳力壮不壮,六看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畅不畅,七看群众是否有笑相,八看集体经济收入有没有进账,九看村容村貌靓不靓,十看支部班子强不强。”

“要扶贫,首先要识贫。”石门县扶贫办贫困监测组组长张兆霖说,为了不漏一人,县里的扶贫干部们几乎全年无休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识贫是第一场硬仗。2018年,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评估检查中,石门县错退率、漏评率皆为零。

追穷记:“懒汉”解心结

新铺乡永兴桥村的扶贫干部许元璋,他的首要任务曾经是“追人”。

这里是石门县供销社的对口帮扶村,山多地少,产业薄弱,是贫困面最大、程度最深的贫困村之一。

56岁的许元璋,是该村贫困户颜钦荣的帮扶干部。当地有干部说,颜钦荣曾是村里出名的“懒汉”,沉迷打牌、东游西荡、没正经生计。

2016年,许元璋带着一肚子语重心长来敲颜家的门,却没想到,颜钦荣总是躲着他走。有时,他得在村里四处找人,再去集镇上一家家打听行踪,还有时,他得在颜家一等就是大半天。

“老颜,什么时候回来?我们聊一聊啊。”家里没人,许元璋就打电话给颜钦荣,多数情况下没人接,就算通了,电话那头也敷衍着“就回了”,却三四个小时都回不来。

“我就爱这么过日子,怎么不行?”穷了大半辈子的颜钦荣,已经适应了既有的生活,也对扶贫能否“见真章”并无信心。

时间长了,许元璋有些委屈。“我想不通,毕竟他年纪比我小,我又是主动来帮他的,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呢。”

许元璋不死心,继续追在颜钦荣身后。这一追,就追了好几个月。

同在村里的县供销社党组书记、理事会主任潘湘衡看不过去了,把颜钦荣约到村部,想劝劝他——

“老颜,扶贫是个好事,能把你家的日子搞好,你要配合。”

“我不信!以前又不是没人来过,肯定搞不好!”潘湘衡看着歪坐在对面、叼着烟、跷着二郎腿的颜钦荣,气不打一处来,一言不合,两人便争吵起来。

那一场争吵,以颜钦荣一句“倒要看看你们搞成什么样!”结束。

村支书刘德兵,能流利背出颜钦荣的手机号,因为他经常打电话喊颜钦荣来自家吃饭,边吃边劝,有时也叫上许元璋。颜钦荣记不清自己在村支书家吃了多少顿饭,“许主任和刘书记一直给我做工作、讲政策,告诉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,慢慢想法就有点变了咯。”

扶贫工作队进村几个月,破旧的村部修整一新,颠簸的村道平整了,不少贫困户开始发展养殖种植产业,有了稳定收入。

身边人的日子有了盼头,让目睹这一切的颜钦荣回想起和潘湘衡的争吵。他这才发现,自己想错了。

“许主任,要不你帮我找个事做?”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,颜钦荣主动找到了许元璋。

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,颜钦荣当上了村里的公益护林员,又学起了养蜂,件件都干得有模有样。他也不再躲了,“只要许主任给我打个电话,我就骑着摩托车去村部接他。现在路修好了,可方便!”

永兴桥村新修了9公里路,水、电、路都直通颜家。2017年秋天,颜钦荣养蜂挣了钱,护林员岗位也有稳定收入,顺利脱贫。

这一天,他和潘湘衡、许元璋、刘德兵聚在了一起。当年的“懒汉”踌躇许久,端起茶杯开了口:“潘主任、许主任、书记,以前不好意思,不知道你们是真扶贫,对你们态度不好。谢谢你们。”茶杯相碰,是心结打开的声音。

如今,颜钦荣成了村里最积极的“编外”村干部,大小事都热心帮忙。“我们老百姓不太会说话,但眼睛是雪亮的。政府帮了我们,我们也要帮政府。”

扶贫先扶志。记者走访中,多位扶贫干部说,追穷首先是为了扶志,而它不仅包括给贫困户鼓劲,还包括“千里劝学”——乡干部廖波,曾追了1200公里,到广东潮州劝一个辍学打工的孩子回乡读书。他说“教育是家庭的希望,是斩断穷根最有力的武器”。2017年,全县排查出疑似辍学学生17名,经过干部教师的工作,全部返校就读。

武陵山片区的这个穷县,适龄儿童入学率、小学六年巩固率皆达100%。在2018年高考中,石门一中1370人参考,1258人考取二本及以上。全县一本率超出湖南省平均水平约28个百分点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扶志是吹响了冲锋号。

如今,颜钦荣所在的永兴桥村,建档立卡贫困户从38户123人减至3户5人,预计年内全部脱贫。这样的变化,也在120余个贫困村同步发生。

造血记:创业押上房产证

辞掉80万元年薪回乡创业的蔡云成,满心想扶贫致富,却遭了老乡们“冷遇”。

蔡云成是石门人,先后赴广西、广东、上海等地打拼,2016年返乡前,他已是上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。

“每次过年回家,心里真不是滋味,一直想回来做点事。”2016年,蔡云成经过深思熟虑,决定回乡成立蛋鸡养殖合作社,因为这个产业市场需求大,回报周期短,“马上就能见效”。

他向县里说起自己的想法,得到热烈的回应与支持,选址、建厂房很快完成。

2016年10月3日,回乡探亲的蔡云成见到了县长郭碧勋。郭碧勋问他:“回乡办养鸡场还有什么困难吗?”

“主要是门前路不好,进出运货不方便。”蔡云成实话实说。

当年10月8日,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,为了解决“路不好”的问题,县里的干部就上门现场办公,没过多久,路就平整了。

与县里的热情截然相反,老百姓的态度却有点微妙。

蔡云成和县里商量,除了提供就业岗位,还以合作社作为担保,邀请乡里的贫困户,从金融扶贫项目中贷款5万元入股,每年固定分红。

“我想着,很多贫困户都不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,不如入股合作社。我以为会有很多人响应,但大家都不出声”,蔡云成困惑了。

石门是湖南有名的柑橘之乡。10月,记者赴此蹲点,刚进入石门境内,只见漫山遍野的橘子树已经挂果,金灿灿的橘子在阳光下摇曳,空气中弥漫着橘香。

在一个老百姓习惯了种橘为生的地方,提出养鸡,就算蔡云成有资本、有经验、有规划,却没人响应。

“养鸡场会不会气味很大?”“从没养过,能赚到钱吗?”“以我的名义贷款,万一亏了,信用社会不会找我麻烦?”……

36岁的贫困户蒋国民,和其他人一样,看着这个从大城市回来的“城里人”,脑子里冒出一堆怀疑。

于是,蔡云成和乡干部一起,带上30多个村民、村干部,去了邻县的规模化养殖场观摩。

当干净整洁的厂房映入眼帘,工人们“现身说法”,蒋国民的顾虑动摇了。

回到乡里,17个村的村支书开了个会,去邻县参观的村干部讲了见闻感受,发起动员。

真正让大家打消顾虑的,是蔡云成的“最后一击”——他掏出了自家房产证,押在了乡政府。“我把我的房子押在这儿,就算赚不到钱,我也不会让大家亏!”

就这样,56个贫困户贷出的280万元,入股到了合作社。办好手续的当天,合作社现场提前返了1500元红利,拿到这笔钱的蒋国民“心放下了一半儿”。

2017年7月,第一批鸡苗进笼,9月底就开始产蛋,到了10月底,合作社开始盈利了。年底,蒋国民领到了4000块分红,今年7月,又领了2000块。对上有老、下有小,全家只有一个劳动力的他而言,这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状况。

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谭本军说:“发展产业,是脱贫攻坚战必须攻下的关口。”

扶贫不扶懒,帮穷更帮勤。为了让非贫困户们也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,石门县在除城市社区之外的每一个村,都建立了20万元的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基金,非贫困户只要自力更生发展产业、实现增收,同样有奖励。

如今,地形地貌复杂的石门因地制宜,以柑橘、茶叶、养殖等为主的十大扶贫产业欣欣向荣,贫困村产业覆盖率达100%,带动60531名贫困人口脱贫,人均增收3200元以上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产业是造血助力的必由之路。

2018年8月3日,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批复,石门县脱贫摘帽。

量山记:一米米丈量山路

所街乡位于石门县西北部偏远山区,这里有个少数民族贫困村,地处深山,交通不便,老百姓长年“与世隔绝”。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一条路从山脚一直盘旋修到山顶,解决了村民们的出行难。

这条山路哪一段陡峭、哪一段狭窄,纪检干部林忠喜都了如指掌——他曾和同事一起头顶烈日,拿着滚轮尺,一米米量过。

当地有村民向石门县纪委反映,村里用扶贫资金修路时,疑似虚报了工程量。石门县纪委、审计局、所街乡政府等立即派出干部组成工作组,林忠喜就是其中一员。

工作组约来施工方的代表,也请来做见证的村民,拿着滚轮尺,扛起锄头、带上记录本,跋涉在山路上,一米米丈量记录里程数。

山路狭窄,在垒了路基扩宽路面的区段,村民一锄头挖下去,直到挖到基脚,林忠喜再把卷尺放下去,测量垒砌有多深,请审计局的工作人员拍照记录。

“大概7.5公里的山路,我们量了整整两天。”林忠喜清楚地记得,七八个人从山下走到山顶,出发时天还没亮,结束时已经天黑,汗流浃背,只为了量出工程里是否存在“水分”。这本沉甸甸的记录,为纪检部门彻查这起群众举报的扶贫腐败案件,提供了依据。

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。石门县纪委统计数据显示,仅是为了工程量相关问题,近几年纪委、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复核组,丈量了10公里山路,6公里路基和30公里的安饮工程水管。

“老百姓反映的问题真实不真实?严重不严重?我们要一步步走出来,一米米量出来。”一位参与丈量的干部说。

“毫厘必较”的工作态度是有原因的。为了将脱贫攻坚责任落实到人,石门县上至县领导,下至村干部,人人都签订了《承诺保证书》,承诺脱贫程序合规、信息资料真实齐全等,“如出现不合格情况,本人自愿承担全部责任,接受组织处理”。

谭本仲告诉记者,从上至下的高压态势下,谁也不敢随便签下名字,原定于2017年12月30日回收的《承诺责任书》,直到第二年3月才全部收齐。“就是要用严格高压,倒逼每一位干部把扶贫工作做实、做细、反复核验、查漏补缺,为自己负责,也为老百姓负责。”

石门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张凯回忆,一次,常德市督查发现,县统计局的一名驻村扶贫干部面对“村里有多少贫困户”的问题竟答不上来,县纪委在一个小时内赶到现场,一天时间立案处理通报,给予这名干部行政记过处分。县统计局当天召回了这名干部,重新换人。

雷厉风行的处理,让这支在扶贫一线冲锋陷阵的队伍,保持了十二万分警惕；也让数十亿扶贫资金的后盾“粮草”,花在了刀刃上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严管是鞭策将士,更是守卫“粮草”。

2014年来,石门县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违纪案件375件；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6人；组织处理891人次；追缴、清退资金1149.68万元,连续获得了中央、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奖励上千万元。

留人记:76个手印挽留一个人

今年6月,石门县委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申请报告,上面按着76个鲜红的手印,从“湖南屋脊”壶瓶山寄来,为了留住一个叫张忠富的人。

位于壶瓶山的南北镇金河村是深度贫困村。在县里派驻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忠富来之前,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只是一个念想。

这是个平均海拔1200米的村子。没有固定的村部,没有卫生室,不通路,不通网,因为建筑材料运不进来,许多地方见不到砖瓦房。

2016年,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忠富到南北镇报到不久,年过80的老人覃事法,走了整整7个小时山路找到他。老人说:“张队长,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路。”

张忠富一咬牙,下了决心。听说要修路,村民们纷纷出资,覃事法更是拿出了自己的6万元积蓄。

有村民阻工,说修路占了自家地,不乐意,张忠富就冒着大雨进山,一次次苦口婆心劝说。为了修通通往白竹山的公路,他每次步行20多公里,一共跑了21趟。运动鞋穿破了,手提包提坏了,民情笔记也记满了。

不管是不是贫困户,张忠富都挨家挨户去走访,即使搬出了村子,只要户口还在,他也要翻山越岭去探望。山路崎岖,有时天没亮就出门,天黑了才返回,也只能走三户。

就这样,修通13公里的山路,最终没有一户要补偿,反而很多村民出钱又出力。

两年过去了,金河村修通了“天路”,改造了危房,通了有线电视,也通了网。最让张忠富高兴的是“村里风气变好了”,这个过去占据了南北镇85%信访量的村,近两年成了“零上访村”。

村子脱贫了,村民们担心扶贫队长要走,覃事法等老人给他打电话,说着说着就哭起来。于是,就有了那封按上76个红手印的“留人”报告。报告写得质朴,却是拳拳之心:“只要是我们老百姓的事,不管是谁,无论是什么事都是有求必应……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,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我们需要他继续留下来。”

这份报告,让张忠富想到了三个月前县委书记的讲话,感叹自己“脱层皮也值了”。

“我们要用干部脱层皮,换群众脱贫!”2018年3月5日,农历正月十八下午,谭本仲在全县脱贫摘帽工作推进会上,振奋精神,给大家鼓劲。

许多参会的干部并不知道,谭本仲的老母亲几日前过世,那天上午,他刚刚替老母亲办完出殡。

在石门县,像张忠富这样的驻村扶贫干部一共有954人,他们组成了331支驻村工作队。包括他们在内,10526名扑在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,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。其中,有五名干部先后倒在了扶贫一线。

张忠富在金河村留了下来。

11月,记者采访时,他正和村干部一起跋涉在壶瓶山里,头顶烈日,在密密麻麻的丛林里穿梭,给村民们寻找干净的水源。

他说,省里宣布石门县脱贫之后的9月19日,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上,领导说“绝不是摘帽了就万事大吉了。摘帽不摘政策、不摘责任、不摘帮扶、不摘监管!”

他还说,石门有一支“特别能吃苦,特别能奉献,特别能战斗”的队伍,自己既然是其中一员,就责任在肩,始终不卸。

于脱贫攻坚战而言,党员干部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。

“哪里有脱贫攻坚的战场,哪里就有党旗飘扬。”每一个共产党员,都是一面旗帜,牢牢插在这片曾高寒贫瘠、如今正焕发生机的大山里。